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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伟民教授南开谈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问题

来源: 南开新闻网     发稿时间: 2018-01-03 10:49
  南开新闻网讯(通讯员 沈丹凝)“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小学到大学,我们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了解往往是从这样一句话开始。它出现在教科书和考试答案中,是一种最“标准”的表达。但这真的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吗?中国近代史只能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吗?

  12月29日下午,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先生在历史学院天挺阁,以“谈历史研究的范式问题——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为题,对牵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神经的范式问题做了深入讲解。本次讲座是由学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主办、历史学院研究生会承办的“研究生学术周末”第369期活动。讲座由历史学院副院长余新忠教授主持,著名农史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曹幸穗教授,历史学院何孝荣教授及院内外近50名本硕博学生听取了讲座。

  何谓范式?

  仲伟民教授首先阐明了“范式”这一概念。“范式”由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库恩指出,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家集团所普遍接受的信念。在科学发展的某一时期,总有一种主导范式,但范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当主导范式不能解释的“异例”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无法再将该范式视为理所当然。此时便需要范式的转换,于是科学革命就发生了。科学革命不仅会使科学本身进步,而且还会引起人们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就历史学科而言,范式转换在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为典型。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有哪些?

  在20世纪前半期,影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大约有三种,即革命史范式、科学史学范式和现代化范式。20世纪中国特殊的国内外环境,导致“强烈的现实关怀”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特点。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都与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密不可分。革命和现代化这两个宏大的叙事在相互竞争,并轮流塑造着中国近现代史的表达。

  1949年后,为了新政权的需要,革命史范式在历史研究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而科学史学范式和近代化范式则逐渐式微。直至1970年代末,革命史范式一枝独秀。

  革命史范式认为,近百年来中国的发展,在民族解放的意义上说来,是侵略运动与反侵略运动的矛盾的发展。1949年后,民族危机不复存在,武力革命告一段落,国家理应转入社会经济建设。但斗争哲学、革命哲学依然主导新中国的决策,经济建设始终未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受国家大政方针的影响,一个鲜明的内容迅速成为历史研究的核心——阶级斗争。此后阶级斗争便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红线。

  历史实用主义的传统就此开启,即不惜牺牲历史事实的客观性,明确历史研究是为政治服务。在这一范式的指导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成果都大同小异。在革命史的大旗之下,遮蔽了社会变革和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1949—1979年,史学界没有现代化范式。1980年以后,现代化范式逐步兴起,影响越来越大,与革命史范式共同成为影响当代中国史学的两种基本范式。在现代化范式指导下,学术成果丰硕。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国际背景分析,1980年代末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出现、第三世界革命的衰退和苏联东欧社会的主义的终结,导致了现代化理论的复兴。从中国自身的学术渊源上来说,现代化范式实际上是续写了1930年代的自由主义传统。

  1980年代复兴的现代化叙事,与半个世纪前蒋廷黻倡导的现代化叙事,有一些相似之处。二者都将西方的影响视为中国现代发展的关键因素,对现代化的基本假设均来自于欧美经验,都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一个西化的过程,并且在研究过程中都伴随着关于传统文化的激烈争论。同时也有一些不同之处。1930、194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多持悲观主义态度,这源于中国百年来的屡次失败,对中国现代化前景的悲观,因此“全盘西化论”颇为流行,而198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叙事则多持乐观主义态度,这与当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密切相关。相应的,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前者多持批评态度,后者则肯定较多。

  除了国内学界的三种研究范式之外,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范式主要有“冲击—反应(挑战与回应)说”和“在中国发现历史”两种。“冲击—反应说”以费正清学派(哈佛学派)为代表,对中国学界影响最大。它强调的不单是中国的落后,而是其内部变化能力的丧失。中国近代任何变化的可能性只能来自外部力量的冲击,而其历史遗产所具有的只能是负面的阻碍作用。“在中国发现历史”则强调中国本位的立场。1960年代进入研究领域的一代年轻学者不满于将中国历史归为“冲击—反应”的模式,他们认为这样的视角是“为帝国主义辩护”,并开始从中国内部寻找变化的根基,希望“在中国发现历史”。他们的著作从1970年代开始出版。这些著作不仅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带来了新气象,也使其大大拓展。

  21世纪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已经全方位融入全球体系。学术界又引入了新的研究范式,比如全球史范式、新社会文化史范式等。全球史超出了传统世界史的思维方式,更加注重全球之间的联系,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全球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传统观念,注重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和事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重估了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综合考虑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从而避免了片面性。

  社会文化史范式的影响体现在传统的政治史和事件史不再是历史叙述的中心。以前被历史学忽略的“小人物”或普通人,成为大量史学研究的主题。这使史学研究对象大大扩展,研究水平也大大提高,加深了对历史细部问题的认识。社会史在研究新的人群的同时也提出了关于这些人群的新的问题,而新的研究对象,又引致学者对新的史料及其解读方法的探讨。历史学更多的从社会科学那里汲取研究方法,从而也带来了全然不同的理论和认识论的新视角。

  为此,仲伟民教授指出:许多学者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过于碎片化,但实际上,就目前中国的历史研究而言,我们“碎片化”还远远不够,是应当提倡的,而不是批评。

  关于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思考

  范式的呈现形态与时代息息相关,无论是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还是西方的“冲击—反应”说、“在中国发现历史”和近年来的全球史范式、新文化史范式都受其自身的所处时代的影响。各种范式各有特点,互为补充。对每种范式都需要反思,绝对否定或绝对肯定的态度都不可取。

  在对待过去各种范式时,应做具体分析。比如革命史范式更容易偏离具体的历史事实,现代化范式则可能比较接近历史事实,因为后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要小得多。全球史和社会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

  目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是否存在“范式危机”?“范式危机”问题最早由黄宗智和德里克提出,他们最初所提出的“范式危机”是针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而后才被中国史学界引入,而且恰如其分嵌入了中国的学术界,并在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这正说明中国学术界的确存在“范式危机”问题。

  仲伟民教授认为,近现代史研究永远无法脱离现实。学术研究中为了构造框架、整理事实,采取某种范式或某种理论是必然的,无法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否则就无从言说。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如此。但是,学术研究又要求我们必须遵循科学精神。因此,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现实的关系,始终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从全球史范式重新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最后,仲伟民教授还谈到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目前学术界对于以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界线)这一论断提出了一些质疑。这种时代的划分方法写进各种教科书,已经教育了几代人。然而历史常识并非完全正确,即将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非不证自明。在考虑中国近代史起点的时候,经济因素和社会变迁需要重点考虑。而1840年的划分法就就缺乏对这些因素的考虑。突破貌似合理却不一定正确的观念,打破这种非学术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打破传统的理论范式和思维模式,非常必要。

  从全球经济一体化或全球史的范式来解读中国近代史,不仅有助于重新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而且有助于从整体上理解19世纪的中国,以及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针对不同的研究领域和视角,可以有不同的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如果把中国纳入全球史的视野,那么,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定为19世纪初比鸦片战争合理,因为大致在1820年代左右,中国逐渐被纳入到全球贸易体系之中。第二个时间点:如果从中国历史发展尤其是从中国社会经济自身发展变化的轨迹来分析,那么,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定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期就更为合理。

  历史分期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就像人们划分经纬线来认识地球一样,而经纬线本身是不存在的。如果有更好的方式来认识地球,那么经纬线的方式是可以被替代的。

  讲座结尾,仲伟民教授就同学们提出的“范式先于研究还是研究先于范式”的问题,指出,范式更多的是一种在学习中的体会和摸索,是潜移默化的过程,作为学生,在没有学习具体的历史知识之前学习范式是无益的。余新忠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总结,并就“数据应用与中国经济史研究”这一主题与仲伟民教授做了交流,仲伟民教授认为,对于中国的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古代经济史而言,数据材料往往过于简单,不能完全依赖,应该以制度史研究为主,辅以数据研究,完全依赖数据研究有可能成为偏离事实的研究。曹幸穗教授就历史分期问题发表了见解,从事具体的历史研究,对于分期应该秉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未必要拘泥于统一的标准,比如经济史和农业史的研究,用政治史的标准就未必合适,而应该有自己的分期模式。老师和同学们的发言引起了在场听众的共鸣,产生了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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